海达·盖卜勒 Hedda Gabler Ivo van Hove’s 2016 adaption 写于 2022.10.12
易卜生的剧作《海达·高布勒》在2016年Ivo van Hove的当代改编中重获新生。Hove和高布勒的演员Ruth Wilson有力地传达了高布勒对权力偏执的渴望和悲哀的堕落。
海达·高布勒是高布勒将军的女儿，但在将军早死后，海达家道中落，只能嫁给了青年学者泰斯曼，成为了海达·泰斯曼。剧作题目是具有暗示性的：海达是一个高布勒，而不是一个泰斯曼。海达厌恶自己的庸常的婚姻。作为将军的女儿，她喜爱马、枪和钢琴，这都是贫穷的学者泰斯曼无法带给他的。她渴望权力，尤其是对身边男性的控制和权力，但一场19世纪的婚姻迫使她成为了家庭主妇。
海达对权力的渴求渐渐变得偏执，她渴望身边的男性受她的影响和控制。于是她有意地滥用了自己对于朋友Lovberg博士的影响。海达利用Lovberg的精神的不稳定，劝诱他自杀，并烧毁了他的遗稿。最后，海达劝诱他人自杀的把柄落入另一个“朋友”的手中，被强迫进入了屈辱性的境地而羞愤自杀。
海达渴望对他人的权力，起初她希望使用自己对Lovberg的影响改善他的处境。她幻想在自己的影响下，Lovberg可以改掉自己喝酒和风流的陋习；她幻想当Lovberg归来时，有“vine leaves pouring from his hairs.”但由于海达是个家庭主妇，被禁锢在婚姻之中，海达对权力的渴求渐渐变得偏执，最终作恶。
海达的堕落应当被归罪于19世纪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假如海达生活在今天，她可以（起码在理论上可以）高高兴兴地实践自己对于权力的欲望。她可以在社会上谋求地位，争取名望，海达可以骄傲地做一个高布勒——即使她已经步入婚姻。但19世纪的欧洲认为中产阶级的女性不能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不能谋求政治上的权力和经济上的地位；不能很有“进取心”。换而言之，海达只能做海达·泰斯曼。19世纪，假如海达是作为一个人而渴求权力，这不是一个不正常的愿望；但她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渴求权力，这就是一个奇怪的愿望了。我们可以说海达是一个来自21、22世纪的女性，但是在19世纪的背景下，她只能成为一个恶魔。Wilson成功地演出了海达对现状刻骨铭心的仇恨。
Hove杰出的布景令人印象深刻。在海达敞亮空阔的公寓里散乱的花朵衬托了海达凌乱的心境和对生活的厌恶。落地窗中投进的黄昏和凌晨的日光也和海达的心境巧妙地呼应。Hove的改编让海达重获新生。